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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秋，我在河南开封电信局学习有线电报务。这时，国 民军二军在北京国子监办了一个无线电学习班，到开封招生，我 报考被录取。到北京入校后，学习了8个月，于1923年春毕业。 毕业后又回到开封电信局当报务员。那时局里有台新从英国进口 的马可尼电台，大家还不会使用。

  1927年，冯玉祥出潼关，到开 封，派张兰庭任电信局的电政监督。他从我的履历表上知道我会 无线电报务，就把我调到洛阳无线电台上当报务员。洛阳台隶属 交通部，功率为10千瓦，这样大功率的电台，全国当时只有6部， 分别设在北京、洛阳、青岛、宁夏(银川)、南京、张家口等地。 这些电台均是长波电台，有火花式和真空管两种。

  到洛阳台工作两年以后，就有了短波电台。开始全国只蒋介 石有一部，接着洛阳也有了一部，以后全国发展到9部。短波电 台的功率都是100瓦。

  1930年10月，我在河南兰考县随师长刘兆 祥和蒋军作战，刘师长阵亡后，我们到新郑随张维玺司令部，后 被蒋军俘获去了。去后，因不愿留在蒋介石队伍里工作，便发给 20元钱，把我遣散回家。回到家里，弟弟劝我到黄河北找冯玉祥 部下孙连仲，于是，我们便一起到新乡参加了孙连仲领导的国民 党二十六路军。

  1930年，二十六路军从豫东转移到河北、山东，在兖州住了一年时间，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到江西跟红军作战。二十六路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不愿到南方去，但是抗不住，只好去了。

  先到九江，然后奔南昌、宜黄，最后驻扎到宁都。二十六路军的 前面是红军，后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进被红军消灭，退被蒋介 石嫡系部队吃掉。蒋介石心狠手狠，诡计多端，既想让二十六路 军作他消灭红军的工具，又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二十六路军，他好从 中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都恨透了他。

  另外二十六路军到南方后，粮饷不济，水土不服，病死者很多， 在全军上下，引起强烈不满，军心浮动日盛，群情更加激愤。加 上地下党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二十六路军17000余 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员)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率领 下，于1931年12月14日毅然举行了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

  暴动时，由二十六路军带到红军的电台共有8部，其中有2部 是蒋介石派到二十六路军搞监视活动的；还带来不少通信器材， 交给了负责器材工作的涂作潮，由他组装了一些电台，陆续分配 到各军。军委只留下了两部：一部给了无线电一分队，一部给了 无线电六分队。

  由二十六路军参加红军的报务员有40多人，机务员 有八九人，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的牺牲了，有的病故了，有的走 掉了，现在只剩下李世俊、汪名震和我3个人了。

  宁都暴动后， 二十六路军开到九堡改编，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第五军 团，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季振同任总指挥，肖劲光任 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 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任各军政治委员。

  九堡改编时，起义的一部分通信人员被编为十 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四个电台分队，分别配属在五军团部及其所 属各军，工程师刘光甫和我被分配到红军通校。

  刘光甫任通校校 长，我任教员。当时是第三期，学员有钟夫翔、钱江、肖森、胡 备文、黄荣等约30多人。

  1933年3月，岳夏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先在新闻台工作， 后调一分队当队长，我又回到学校。这时，校长仍是刘光甫，政委是曾三，教务长是沈毅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时， 又把我调到一分队，岳夏任队长，我任报务主任。这时军委只有 两部电台，岳夏带一部，刘寅带一部。

  长征途中，我一直跟着军 委。军委两部电台为了保持不间断的联络，采取了交替前进、循 环工作的方法。

  我同时兼顾两个台的工作，这个台停止工作了， 我就到那个台去，那个台停止工作了，我又到这个台来，每天工 作多达18小时之后，很少有休息时间。

  过了夹金山，在懋功和四 方面军会师后，岳夏和刘寅带一、六分队到红军总司令部(随左 路军),军委总部又成立了一分队，由我任队长，报务员有田保 洪、吴希圣，机务员有殷金荣、。

  党中央、对电台很看重，尤其是毛主席、周副主 席，时常询问电台的工作情况。那时，前后左右都是敌人，侦察 和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都靠这部电台。在这种情况下， 若延误一次联络，收发错一份电报，就有被敌人堵住或追上的危 险。我们电台随时跟着毛主席，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从始至终保持 了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在长征中，跟随军委的电台，联络对象比较多，有一、三、 五 、九军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等。

  从一、四方面军会师一直到一方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中央 军委只有我们这一部电台。中央、军委的电报都由我们台收发。 在保安时，我们电台就住在毛主席住房的隔壁。

  1936年2月20日， 部队渡河东征，军委电台没有去，由队长海凤阁、政委杜平、报 务主任吴泽光带领一部电台，跟随抗日先锋军指挥部，保障作战 指挥中的通信联络。

  1936年春夏，周副主席到真武洞做东北军的 工作，是我带一部小电台跟着去的。去后，因机器坏了又回到保 安。回到保安时，军委还是一部电台，叶运章、范元纪都在这个 台上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活捉 了蒋介石。这时，伍云甫带着我们到了延安，住在东关的一个大庙里。电台工作十分紧张，我和王诤轮流值班，同我党设在张学 良司令部的电台(曾三在那里)进行联络。

  记得，周副主席到西 安同蒋介石谈判时，我们随时注意同西安台的联络，一收到西安 台电报知道周副主席已安全抵达西安时，才放下心来。

  总之，1934年10年离开瑞金长征时，军委有2部电台；从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到1936年以前，军委总部只有 1部电台；1936年以后，电台又逐步增加，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

  1935年初，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我于3月 初奉命从军委纵队通信学校调到红三军团工作，任无线电二十三 分队队长。

  当时，三军团已缩编为下属三个团。一部电台固定在 军团部工作；二十三分队是担负机动任务的，根据军事行动需要， 临时配属到各团工作，有时还配到营或其它军事单位去执行任 务。

  无线电二十三分队编配的人员有队长、政委、报务主任、报 务员、通信员、运输员、监护员、炊事员，共30余人。

  所用的机 器是红军白制的以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特电台，发报机是用二个 RCA71 电子管的哈特莱线路；收报机是用三个RCA30 电子管的 再生式线路，因搞不到大电池，收发报机电源是用普通手电筒用 的小电池，装在几个木盒子里把电池联接起来使用。

  电台的报务人员，主要是红军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他们虽 然文化程度低，但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 精神，报务技术水平相当高，即使讯号微弱或有天电和其它信号 干扰，也能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把电报收来或发出。

  在蒋介 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部队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环境中，红军各部队间的通信，主要靠电台来完成。电台每 天收发电报不仅数量多而且要求急，几乎都是“万万火急”等级，

  电报由司令部机要部门送到电台以后，总是很快就接到电话催问 电报发出没有，或者派人到电台催促。在这种情况下，电台报务员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如果电报不能及时收发，一定会 贻误大事。他们白天走路，夜间工作，或者夜间走路，白天工作， 虽然睡眠时间很少，但总是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以最大的努力 保证电报及时收发。

  当时，一个突出的困难是，除使用的机器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备 用器材，也没有检查机器故障用的仪器，电源是否接通，主要靠看 发报机上的一个天线电流表指针是否摆动和机器上的电子管灯丝 是否已亮。

  同志们最担心的是，怕电子管损坏和电源接济不上来，因此，如何从各方面来保障机器安全和电源不发生问题，就成为保证无线电通信不间断的首要问题。

  我们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把保 护电台机器安全，看作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的运输员、监护员十 分懂得肩上挑着的担子，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很重要的电讯器 材。

  他们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不论白天黑夜，翻山越岭，或 飞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总是象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保护 电台，始终能做到安全、及时地到达宿营地，从来就没发生过掉 队或者跌坏机器的事故。他们真不愧是战斗在长征路上保障通信 顺畅的无名英雄。

  1935年6月间，无线电二十三分队随部队翻越海拔4000米、 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到达懋功一带。不久进至川西北 少数民族地区。

  这时，二十三分队奉命要随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行动。他率领军团司令部少数工作人员和二十三分队，还有一个小部队，进至黑水、芦花附近驻下。

  这是一个在山沟里的小 村庄，房子是用木料搭起来的。分上下两层，通常楼下是养牲畜 或放杂物的，楼上是住人的。由于反动派的造谣和欺骗， 们不了解红军，不了解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他们几乎都跑到 山上去了。我们在这个小村庄里驻了20天左右，这是长征以 来部队休整最长的一次。彭德怀军团长住的房子距我们电台很 近。

  有一天上午，军团长突然来到我们电台的工作室，我和政治 委员李长時看到他时，感觉到很高兴，但也有些紧张。

  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在我军享有很高威望的指挥员，虽经长途行军、 作战，日夜操劳，但身体很好，精神饱满。他穿了一身灰色旧军 装，微笑着对我们说：在这里住下几天了，今天来你们这里看 看。

  接着他转过身去，站在放收发报机的桌旁，聚精会神地看一 位报务员收发电报。过一会，他在旁边一条凳子上坐下来，问了 我们电台的一些情况，并指示说：“部队行军、作战，没有通讯联络不行，你们要克服困难，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延误电报； 在困难的时候，更要关心大家生活，要作好筹粮工作，不能饿肚 子……”

  彭军团长一席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和李政委都 表示，一定按首长指示去做，保证完成任务。

  没过几天，彭军团长又派警卫员给我们送来一块盐巴。那时 部队搞给养很难，伙食很差，生活十分艰苦，吃盐更困难。在此 情况下，有了一块盐巴，真象得到了宝贝一样。首长这样关心我 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大家十分感动，我们决心更加努力工作，以 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首长的关怀。

  8月间的一个早晨，我们电台随彭军团长离开这个偏僻的山 村，又开始行军了。中午，部队行军到一个山坡上，就地休息。 这天，天气晴朗，微风吹拂，空气显得格外新鲜。

  我当即去到军 团长跟前，向他敬了礼，他正坐在地上吃干粮。他叫我坐下，并随 即给了我一把面制的干粮吃，说：尝一尝吧!现在吃到这样的东 西，真不容易啊!

  接着，他询问了电台同志们的情况，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我们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要教育大家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胜利信心。

  寥寥数语，真实地表 达了这位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当时感动得不知怎样表达自 己的感情才好，只是说了一句：一定跟党革命到底。过了一会，我起立向他敬了个礼，回到队列里，但我那激动的心情却久久不 能平静。

  当天傍晚，我们在一个村庄里宿营。刚吃完饭不久，彭军团长又把我和电台李政委找去，指示说：我们要去和军团部机关会 合，在这少数民族地区久住是不行的，还要继续行军，你们要对电台人员做好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不要怕困难，要刻苦耐劳， 艰苦奋斗，很好完成通讯联络任务……

  他这次和我们谈话，态度 严肃认真，简明扼要，没有提部队快要过草地的事。李政委和我 回到电台后，对首长的指示做了传达动员，大家情绪很高。

  在彭军团长的率领下，部队经过几天行军，到达了松潘以西 的毛儿盖附近，和三军团军团部直属队会合了。

  我们到这里以后，根据上级指示，立即积极筹粮，准备过草地。但到了第三天，我 们每人只弄到3斤青稞麦粒，未达到上级规定的数量。

  正当我们 为此而着急的时候，军团伍修权副参谋长要我到他那里去一下。 天正下着雨，一片漆黑，看不清路，地上泥泞不堪，我和通信员 走了一里多路，到达司令部驻地，见到了伍副参谋长。

  原来是因 为再过二三天就要过草地了，他听说我们电台筹集的粮食还不 够，亲自找我谈谈解决的办法。

  军团长说：他们是跟我一块前天到这里的，干粮不够时， 可由其它单位调剂一点。当时筹粮十分困难，但在军团长的关怀 下，电台终于得到了足够的粮食，使我们顺利地过了草地。

  军团部直属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 地。行军是十分艰苦的，气候寒冷，地上有水，没有道路，晚上 就睡在潮湿的草坡上，电台也架设在草坡上照常工作，架天线的 杆子是用绳子把扁担接起来做成的，天线离地很近。

  我们在草地 上走了五天，在最后一天我病了，经与李长政委商量，由他带 领二十三分队人员和电台随军团部直属队行进，留下一位通信员 随我在后面慢慢走。

  那时行军路上也有别单位的少数病号掉队的， 我们一块行军。当天下午太阳尚未落山时就过完草地了，到达草 地尽头附近的一个村上，军团部就在这儿宿营，我比军团直属队虽然迟到了约两小时，但走过了艰难的草地感到很高兴。

  当我进 村时，遇到军团司令部1位科长，他见到我后，就告诉我说：你幸 亏赶到了，军团长发现你未到，很着急，刚才把三科长(通信科 长)批评了一顿，问他为啥不把你照顾好?

  我听他讲完以后， 一股暖流贯通全身，深深地感到军团长是多么爱护部属、关心电台工作啊!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的哈达铺，一、三军团和 军委纵队合编为以同志为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 的陕甘支队。

  这时，我奉命调到一军团，任无线电三分队队长。 我依依不舍地离别了红三军团和二十三分队的同志，走上新的工 作单位，随部队继续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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